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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报》专访,学术翻译非“独行侠”不能坚守 2017-03-31 16:54

学术翻译非“独行侠”不能坚守

 

http://jb.sznews.com/html/2017-02/28/content_3733363.htm 

 

晶报记者 谢晨星

 

上周,有两位90翻译家在朋友圈先后刷了屏。一位是96岁高龄的翻译家许渊冲,出现在央视节目《朗读者》中。另一位是90岁华诞的翻译家文洁若,再版了她和丈夫萧乾合译的《尤利西斯》。

人人都知道文学翻译,但学术翻译却一直游离于大众视野之外。而在深圳,就隐居着一位学术翻译界的大牛——深圳大学文学院原副院长、现任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何道宽。

作为国内引进麦克卢汉、跨文化传播和媒介环境学的第一人,最近,河道宽的译作精选20种、500万字结为《何道宽译文集》,拟于明年出版。不出意外的话,这将是国内第一部学术翻译作品选集。

不负深圳这片沃土

晶报:您的译作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及外语翻译专业的拓宽功不可没,可以讲讲您引进这些学术理论的初衷和体会吗?

何道宽:1980年,我有幸成为新时期首批外派的交换学者,在完成指定的任务之余,我选修欧洲哲学史跨文化传播(交际)两门课程,因为欧洲哲学史是西方学术的基础,跨文化传播是崭新的学科。欧洲哲学史使我拓宽视野,跨文化传播使我接触杰出的人文社科专家: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和跨文化传播学之父爱德华·霍尔。霍尔通俗易懂,麦克卢汉难以读懂。两人都深深吸引我,因为他们的思想和学说对新时期的中国太重要了。我决心把他们俩以及更多美国人文社科专家引进中国。

由于学术译著市场较小,我引进美国人类学经典的努力并不顺利。成功出版的经典只有几种:《裸猿》、《文化树》、《超越文化》和《思维的训练》,《人的镜子》、《古今蛮族》、《无声的语言》、《中国龙》和《中国观察》都因出版社毁约而取消。

晶报:您1993年来到深圳大学工作,曾说退休之后才进入从心所欲的学术巅峰期,这是否与深圳的学术氛围有关?在深圳的24年,给您的学术翻译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何道宽:深圳这片沃土没有辜负我的期盼,给我创造了较好的条件。退休之前,我编写的几种著作形成了研究、写作、出版、教学一条龙的良好局面。屡获省市社科奖和教学奖,当选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外国语学会副会长,获深圳市政府津贴专家称号。

我在20021月退休,全身心投入写作和学术翻译。这个学术巅峰期呈现出群峰叠翠的局面:每年100余万字的学术译作,十余篇论文和报刊文章,主持或参与主持几种大师经典译丛,当选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受聘深圳翻译协会高级顾问。2010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我资深翻译家称号,这是人文学者梦想的最高荣誉。2009年,译作《理解媒介》入选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此为新闻传播学惟一入选书。

截止到2017年初,我出版著作和译作80余种,逾2000万字。去年,我出版译作13种,约300万字,译作的质和量都很有影响力,受到学界和读者的肯定,对中国传播学乃至人文社科的发展作出了绵薄的贡献,我感到很欣慰。

文化繁荣离不开学术翻译

晶报:文学翻译历来引人注目,但学术翻译似乎比较冷门。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于外国学术书籍的需求与日俱增,学术翻译的重要性是否也越来越重要?

何道宽:国家认定的资深翻译家数以百计,就各门类的人数而言,外事翻译、技术翻译、文学翻译、学术翻译依次递减,学术翻译的资深翻译家很少。相比而言,文学翻译市场广阔,读者众多,涵盖社会各阶层。

学术翻译的直接影响面虽然狭窄,但人类的发展需要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人文社科等各门类、各层面的交流,学术翻译是一座桥梁,对人类各层面的交流影响深远。由此可知,文化繁荣、社会发展当然需要学术翻译。

晶报:相比其它门类的翻译,从事学术翻译的人似乎少得多?

何道宽:学术翻译枯燥艰辛,直接影响面小,非独行侠不能坚守。学术翻译家独坐冷板凳、困守书斋,甘苦自知,却又甘之如饴。学术翻译面临种种困境,包括政策、学术环境、人才建设以及舆论引导等方面,但一定要鼓励翻译精英,正确引导大众认知。

学术的传承需要政策支持

晶报:深圳越来越重视学术氛围的打造,深圳学派在全国越来越有影响力,学术翻译对于深圳学派的建设又有何种意义?

何道宽:深圳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名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人文社科全面发展,首先归功于高层几十年来的战略举措和政策设计。深圳学派建设已在扎实推进。但,毋庸讳言,学术翻译是深圳学术建设的短板,需要重视。学术建设需要原创作品和翻译作品两翼齐飞,互相补充,不可偏废。

晶报:深圳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上稍显滞后,翻译人才更是屈指可数。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何道宽:深圳引进的两院院士已有十来人,深圳本土已开始并将继续产生两院院士。然而,在可预见的将来,深圳产生本土资深翻译家的可能性很小。我衷心地希望,深圳市决策机构能大力支持学术翻译,为培养本土国家级资深翻译家营造良好环境。

 

吝啬时光的何老

 

75岁高龄,本该颐养天年,何道宽在翻译上却仍是日日精进,每年译作字数超百万,被学生称为百万教授,仅去年一年就出版译作300万字。这种工作量,不像是一个老先生可以完成的。

一年300万字,相当于一天要译8000多字。这样的工作如何完成?在时间管理上,相信在深圳科技园上班的白领们都难做到。何道宽说,他过去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吃早餐前工作4个小时。接着,早上和下午分别都工作3个小时。一天下来,至少要工作十个小时。这种工作状态从2002年退休后一直持续了八年。而又过了八年,到了2010年,何道宽才将工作时间减少了一个小时,早餐前只工作3个小时。不过,一如往常的是,现在的他还是极少去应酬吃饭,不会也不愿出去应酬,减少无用的寒暄,晚上的时间则用来彻底放松,把电视当作催眠曲,看看新闻和纪录片,9点钟准时就寝。

也难怪,每次就稿子的修改问题与何老通话,他都是寥寥数语、言简意赅,并不像一些健谈的访谈对象,拉拉杂杂停不下来。他吝惜光阴,一方面来自于要翻译的东西太多,想偷懒都停不下来,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对过去的补偿。

何道宽说,从教的40年里,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宽敞的书房、充足的读写时间。但恰恰最缺的就是时间,初期由于时代的原因荒废了十来年,后来从事教学行政又消耗了十来年,这么久因为没有时间而饱受煎熬,直到退休才得以遂愿。你说,我能不吝啬吗?何老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