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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商报》专访,盗火、播火、摆渡 2017-03-31 16:58

 

http://szsb.sznews.com/html/2016-08/16/content_3595628.htm?v=pc

20160816B08版:文化广场

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

他每天“闻鸡起舞”,自称是“一个纯书斋型的教书匠”,74岁如“老神仙”般自在生活,他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何道宽:为学术传承盗火、播火、摆渡

 

 

宣传中国文化是我的首要关怀,沟通中西是我的终身梦想。”这是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研究30余年的资深翻译家何道宽的赤子之言。作为最早将跨文化交际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引进国内的学者,何道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抓住机遇翻译了一些文化学和传播学的经典和名著,惠泽读者,形成了近年来逐渐引起重视的“何道宽现象”。迄今为止,何道宽的著作和译作共有80余种,约2000万字。

近日,深圳大学文学院原副院长,现任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深圳翻译协会高级顾问的何道宽在深圳大学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今年74岁的何道宽每天仍“闻鸡起舞”,凌晨三四点钟开始写作阅读,晚上九点准时就寝。他自称是“一个纯书斋型的教书匠”,一生“不愿应酬、不会应酬”。目前正在翻译安吉拉·默克罗比的《创意生活:新文化产业》。这般如“老神仙”的自在生活,按他的话讲,正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上世纪80年代引进跨文化传播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上世纪80年代是您这一代学人非常重要的开拓时期。而您在1980年曾到美国戈申学院做访问学者,1983年在母校四川外语学院组建“比较文化研究室”,引进跨文化交际等。可以介绍下您这阶段的学术状态吗?

何道宽:上世纪80年代是我大力拓宽视野的时期。以拼命三郎的精神读书,博而杂,但难精深。此间,几乎想成为读书破万卷的“神人”,古今中外,举凡人文社科的书都想读;万卷未破,两三千卷倒有;那是狂热购书、读书的十年。夙兴夜寐、挑灯秉烛(常停电,真正的挑灯秉烛)“两头熬”,不知疲倦为何物。《辞源》《辞海》《大英百科全书》在第一时间购得,先后置备数十种各学科工具书,英文版《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在第一时间重点攻读。影响重大的各种丛书尤其新学科丛书尽量搜求、用心阅读;国内著名出版社的几套吸引我的丛书是:“汉译名著”、 “走向未来”、“走向世界”、“新知文库”、“世界文化”、“面向世界”、“中国文化”、《现代社会科学丛书》,它们都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十三经注疏》《四书》《五经》《老子》《庄子》和《史记》使我回到中国经典。这个阶段最感兴趣的是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儿童文学、中国文化。期间的苦恼之一是没有书房,小小的卧榻下、书架上、墙根边、门背后塞满书,不便查阅。

这个阶段的著译处在搭台子、铺摊子的学步阶段,范围很宽。亮点是引进跨文化传播,组建“比较文化研究室”(1983)和“美国文化研究室”(1991),参与重庆组建“文化研究会”并担任副会长,出版《裸猿》《思维的训练》《希腊小奴隶》等译作,准备写汉英双语版《中国文化一百题》。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中国读者与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的结缘主要托福于您,他的著作大都是通过您翻译介绍到中国来,这也是您最大的译介成果之一。您是在怎样的机缘下接触到麦克卢汉的著述并决心想要翻译的?

何道宽:1980年,我受四川省教委的派遣、以英语讲师的身份到美国戈申学院做访问学者。除了领导规定的英语语言文学方向之外,我不本分的天性敦促我选修了欧洲哲学史和跨文化传播(交际)。跨文化传播这门课使我认识导师丹尼尔·赫斯及其专著《从别人的观点看问题》,又通过他结识美国跨文化传播拓荒人罗伯特·科尔,并获赠他的《海外生存手册》等基础著作。此间,我阅读了威尔伯·施拉姆的《传播学》、爱德华·霍尔的《无声的语言》和《超越文化》,但使我震撼的是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因为其他的书能看懂,惟独这本书看不懂。

1986年10月底,我参加中国文化书院和中国未来学会主办的“文化与未来研究班”。研究班邀请了海外顶尖的未来学家授课,由于对第一场的英语翻译不满,我毛遂自荐,在北大讲演厅为5位海外学者担任口译。罗马俱乐部主席马西妮讲《罗马俱乐部与未来研究》、埃及总统萨达特的顾问易卜拉辛讲《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国际未来研究会秘书长戴托讲《未来的文化与文化的未来》、加拿大未来研究会秘书长弗兰克·费瑟讲《电子高技术文化》,夏威夷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讲《太平洋文化圈》。有趣的是,下午两点钟到达讲演厅与费瑟初次见面时,难免感到紧张,因为不知道他要讲什么,更不知道“电子高技术文化”为何物。当时,我从未听说过“电子高技术文化”;对当时的多数国人而言,“电子高技术文化”听上去像天书。谁知道他回答说,他要讲的是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的“电子高技术文化”。我不禁非常惊喜,因为我喜欢麦克卢汉,也对他有一些了解。结果,这一场翻译酣畅淋漓、互动热烈、听众满意;翻译完毕后,竟有人上台对译者表示祝贺与嘉许。这五种讲演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录音教材在全国发行,也成为我担任研究生口译课的教材,均产生了比较好的影响。1987年,我决心翻译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但1988年2月译稿之后,却几乎难产;最终得到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出版时,已经是1992年了。2000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我修订的《理解媒介》第二版。《理解媒介》是我引进的传播学重要经典之一,在传播学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08年12月,中国出版业权威机构联合发布的评选结果揭晓,《理解媒介》被认为是 “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之一。

在深圳全心全意做学问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在四川外语学院陆续有研究和译介成果产生,为何1993年却选择离开来到深圳大学任教呢?

何道宽:1993年3月,深圳大学在《光明日报》上打整版广告,面向全国招聘教授。彼时,我在母校任教即将任满30周年,觉得后半生还可以在学问上搏一搏。我的经验是,只要你做学问,每换一个环境都可以上一个台阶。过去的四川外语学院仅仅是外语教育,现在则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也就是说,当时环境有所限制,哪怕你再奋斗,再努力读书,毕竟周围跟你切磋的人的学问比较单薄一些,没有多学科的背景。如果你能跟人文学科的学者都接触,显然不一样。对于深圳大学,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它的学术发展如何,因为我是纯粹的书斋式学者,基本不外出,每天基本是从书房到饭堂,从饭堂再到书房。今年算是破例了,73、74岁才开始往外走。

1993年来深圳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到过深圳,对深圳和深圳大学也知之甚少。总想着深圳是改革开放的一块热土,是能产生心灵激荡、精神激荡的地方,是能激励人心的。从个人追求来讲,我对母校四川外语学院奉献了30年。那时我已51岁,如果再不走,谁也不要我了。后来听说深圳市政府的政策后才意识到,南下深圳大学真是冒险之举,因为50岁以上的教授进深圳,需要分管教育的副市长特批。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为何您说2002年退休以后,才进入“从心所欲的学术巅峰期”?

何道宽:自1963年至2001年从教的40年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平静的书桌、宽敞的书房、充足的读书写书时间。但长时期内最缺少的就是时间,最大的心灵煎熬莫过于“没有时间”。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荒废了十来年,80年代教学行政“耽误”了三年,1993年转调深圳大学后又因教学行政“耗掉”了七年,60岁退休后,才有时间全心全意做学问。

也就是说,退休之前是打基础,退休以后学术成果爆发,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三十几年的积累,人文社科基础基本打通了,都知道一点,哪个学科给我翻译都可以对付,只要不是理科的就行;第二,拥有时间保障,过去哪里有自由读书时间;第三,拥有学术市场,1981年我从美国带了几百本书回来以后,就想大搞人文社科的翻译,可是当时没有氛围,出版界没有这个需求,国内没有学术翻译的市场,而文学翻译则大受欢迎,因为阅读门槛低,社科学术著作哪有几个人看得懂呢!

2002年1月退休以来,我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学术译著五十余部,每年平均出版译著三种、字数逾100万,今年有十来种译作问世,约300万字。我之所以能够在传播学的引进中“抢占先机”,又能够在其他领域引进经典,这里有几个必备的条件:第一,“拼命三郎”的天性;第二,四十余年的积累;第三,广泛的人文社科关怀;第四,充足的时间。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至今仍有一些学者感喟深圳的环境氛围并不适合做人文社科研究,尤其像您这种比较偏冷的人文社科翻译研究工作,不知在深圳您有一种“吾道孤独”之感吗?

何道宽:深圳这块创新的沃土对人文社科学者的激励是精神上的,也是机制上的,而不是直接提供学问的沃土和积淀。在这里做学问要有舍生忘死的精神,一种拼命的精神。此外,古今中外的学问在图书馆里、在网络上,很多已经数字化。只要有雄心,就不怕周围物质环境的束缚。

经常有人跟我说:“何老师,我是看您的书长大的。”包括来自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少壮派”,我非常高兴能为学术的传承和传播做一点“盗火、播火和摆渡”的工作。所以对于我来讲,从事译介研究的目的非常简单,那就是出于自己的精神追求,帮助我把人文社科打通,同时又为学术发展尽本分。在目前这个社会环境下,现在的年轻人很难再花几十年时间下苦功,我就为他们架桥铺路吧。

何道宽:上世纪80年代是我大力拓宽视野的时期。以拼命三郎的精神读书,博而杂,但难精深。此间,几乎想成为读书破万卷的“神人”,古今中外,举凡人文社科的书都想读;万卷未破,两三千卷倒有;那是狂热购书、读书的十年。夙兴夜寐、挑灯秉烛(常停电,真正的挑灯秉烛)“两头熬”,不知疲倦为何物。《辞源》《辞海》《大英百科全书》在第一时间购得,先后置备数十种各学科工具书,英文版《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在第一时间重点攻读。影响重大的各种丛书尤其新学科丛书尽量搜求、用心阅读;国内著名出版社的几套吸引我的丛书是:“汉译名著”、 “走向未来”、“走向世界”、“新知文库”、“世界文化”、“面向世界”、“中国文化”、《现代社会科学丛书》,它们都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十三经注疏》《四书》《五经》《老子》《庄子》和《史记》使我回到中国经典。这个阶段最感兴趣的是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儿童文学、中国文化。期间的苦恼之一是没有书房,小小的卧榻下、书架上、墙根边、门背后塞满书,不便查阅。

这个阶段的著译处在搭台子、铺摊子的学步阶段,范围很宽。亮点是引进跨文化传播,组建比较文化研究室1983)和美国文化研究室1991),参与重庆组建文化研究会并担任副会长,出版《裸猿》《思维的训练》《希腊小奴隶》等译作,准备写汉英双语版《中国文化一百题》。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中国读者与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的结缘主要托福于您,他的著作大都是通过您翻译介绍到中国来,这也是您最大的译介成果之一。您是在怎样的机缘下接触到麦克卢汉的著述并决心想要翻译的?

何道宽:1980年,我受四川省教委的派遣、以英语讲师的身份到美国戈申学院做访问学者。除了领导规定的英语语言文学方向之外,我不本分的天性敦促我选修了欧洲哲学史和跨文化传播(交际)。跨文化传播这门课使我认识导师丹尼尔·赫斯及其专著《从别人的观点看问题》,又通过他结识美国跨文化传播拓荒人罗伯特·科尔,并获赠他的《海外生存手册》等基础著作。此间,我阅读了威尔伯·施拉姆的《传播学》、爱德华·霍尔的《无声的语言》和《超越文化》,但使我震撼的是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因为其他的书能看懂,惟独这本书看不懂。

198610月底,我参加中国文化书院和中国未来学会主办的文化与未来研究班。研究班邀请了海外顶尖的未来学家授课,由于对第一场的英语翻译不满,我毛遂自荐,在北大讲演厅为5位海外学者担任口译。罗马俱乐部主席马西妮讲《罗马俱乐部与未来研究》、埃及总统萨达特的顾问易卜拉辛讲《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国际未来研究会秘书长戴托讲《未来的文化与文化的未来》、加拿大未来研究会秘书长弗兰克·费瑟讲《电子高技术文化》,夏威夷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讲《太平洋文化圈》。有趣的是,下午两点钟到达讲演厅与费瑟初次见面时,难免感到紧张,因为不知道他要讲什么,更不知道电子高技术文化为何物。当时,我从未听说过电子高技术文化;对当时的多数国人而言,电子高技术文化听上去像天书。谁知道他回答说,他要讲的是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的电子高技术文化。我不禁非常惊喜,因为我喜欢麦克卢汉,也对他有一些了解。结果,这一场翻译酣畅淋漓、互动热烈、听众满意;翻译完毕后,竟有人上台对译者表示祝贺与嘉许。这五种讲演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录音教材在全国发行,也成为我担任研究生口译课的教材,均产生了比较好的影响。1987年,我决心翻译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但19882月译稿之后,却几乎难产;最终得到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出版时,已经是1992年了。2000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我修订的《理解媒介》第二版。《理解媒介》是我引进的传播学重要经典之一,在传播学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0812月,中国出版业权威机构联合发布的评选结果揭晓,《理解媒介》被认为是 “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之一。

在深圳全心全意做学问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在四川外语学院陆续有研究和译介成果产生,为何1993年却选择离开来到深圳大学任教呢?

何道宽:19933月,深圳大学在《光明日报》上打整版广告,面向全国招聘教授。彼时,我在母校任教即将任满30周年,觉得后半生还可以在学问上搏一搏。我的经验是,只要你做学问,每换一个环境都可以上一个台阶。过去的四川外语学院仅仅是外语教育,现在则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也就是说,当时环境有所限制,哪怕你再奋斗,再努力读书,毕竟周围跟你切磋的人的学问比较单薄一些,没有多学科的背景。如果你能跟人文学科的学者都接触,显然不一样。对于深圳大学,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它的学术发展如何,因为我是纯粹的书斋式学者,基本不外出,每天基本是从书房到饭堂,从饭堂再到书房。今年算是破例了,7374岁才开始往外走。

1993年来深圳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到过深圳,对深圳和深圳大学也知之甚少。总想着深圳是改革开放的一块热土,是能产生心灵激荡、精神激荡的地方,是能激励人心的。从个人追求来讲,我对母校四川外语学院奉献了30年。那时我已51岁,如果再不走,谁也不要我了。后来听说深圳市政府的政策后才意识到,南下深圳大学真是冒险之举,因为50岁以上的教授进深圳,需要分管教育的副市长特批。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为何您说2002年退休以后,才进入从心所欲的学术巅峰期

何道宽:自1963年至2001年从教的40年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平静的书桌、宽敞的书房、充足的读书写书时间。但长时期内最缺少的就是时间,最大的心灵煎熬莫过于没有时间。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荒废了十来年,80年代教学行政耽误了三年,1993年转调深圳大学后又因教学行政耗掉了七年,60岁退休后,才有时间全心全意做学问。

也就是说,退休之前是打基础,退休以后学术成果爆发,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三十几年的积累,人文社科基础基本打通了,都知道一点,哪个学科给我翻译都可以对付,只要不是理科的就行;第二,拥有时间保障,过去哪里有自由读书时间;第三,拥有学术市场,1981年我从美国带了几百本书回来以后,就想大搞人文社科的翻译,可是当时没有氛围,出版界没有这个需求,国内没有学术翻译的市场,而文学翻译则大受欢迎,因为阅读门槛低,社科学术著作哪有几个人看得懂呢!

20021月退休以来,我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学术译著五十余部,每年平均出版译著三种、字数逾100万,今年有十来种译作问世,约300万字。我之所以能够在传播学的引进中抢占先机,又能够在其他领域引进经典,这里有几个必备的条件:第一,拼命三郎的天性;第二,四十余年的积累;第三,广泛的人文社科关怀;第四,充足的时间。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至今仍有一些学者感喟深圳的环境氛围并不适合做人文社科研究,尤其像您这种比较偏冷的人文社科翻译研究工作,不知在深圳您有一种吾道孤独之感吗?

何道宽:深圳这块创新的沃土对人文社科学者的激励是精神上的,也是机制上的,而不是直接提供学问的沃土和积淀。在这里做学问要有舍生忘死的精神,一种拼命的精神。此外,古今中外的学问在图书馆里、在网络上,很多已经数字化。只要有雄心,就不怕周围物质环境的束缚。

经常有人跟我说:何老师,我是看您的书长大的。包括来自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少壮派,我非常高兴能为学术的传承和传播做一点盗火、播火和摆渡的工作。所以对于我来讲,从事译介研究的目的非常简单,那就是出于自己的精神追求,帮助我把人文社科打通,同时又为学术发展尽本分。在目前这个社会环境下,现在的年轻人很难再花几十年时间下苦功,我就为他们架桥铺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