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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文化产业:中国经验具有国际意义 2014-06-11 10:31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时间: 2014-06-11  来源:中国文化报


    编者按:近日,《创意经济报告2013(特别版)》(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与前两本(《2008创意经济报告》和《2010创意经济报告》)不同,此次《报告》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编制,带有浓厚教科文叙述色彩,贯彻了教科文发展理念,与十八大以后中国文化产业的政策语境非常契合,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值得一提的是,该《报告》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而其中中国作为这一群体的排头兵,在《报告》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本期特刊发《报告》译者前言,其中不仅包括对《报告》要点的介绍,也对《报告》特别关注中国发展经验这一现象进行了概括和论述。
    发展文化产业:中国经验具有国际意义
    此次《报告》将文化产业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因素,兼顾正式和非正式文化系统,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文化领域,实行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建设的“统筹兼顾”,实际上正是我国新时期以来改革发展的主线,中国的经验实际上亦具有国际意义。首先,我国既强调发展“消费性服务”功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也强调发展“生产性服务”功能,推动文化创意和国民经济相关行业融合发展,发挥文化产业在推动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杠杆作用;其次,我国强调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双轮驱动”,兼顾了“市场化”因素和“非市场化”因素的作用,发挥了文化改善生活环境、提升当地形象和声誉的作用;第三,我国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大力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在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丰厚的地区大力度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为完善地方社区“文化记忆”,活化民族民间文化传统做出了系统的尝试和实验。
    正因为我国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进行了大量前沿性的探索,仍然存在阻碍发展的问题才尤为值得关注。《报告》中指出:“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在运行和组织方式上同一般的经济和工业模式存在诸多相悖之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发展文化产业是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全球化挑战而制定的主动政策,而不是来自经济发展的内生逻辑。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文化产业与目前我国的市场环境不兼容。这些年来经常谈论的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产权交易难、投资贷款难,甚至财务制度不合理等问题,也都与此有关。现实告诉我们,处在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文化产业与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矛盾和冲撞还会继续下去,文化产业成为引领可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承担起撬动转型发展这盘大棋的重任,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
    文化产业发展步入数字时代
    《报告》认为,目前,创意经济在发达国家呈现不同的越界扩容与转型升级。英国作为老牌创意产业国家,创意产业已经占了整个经济的1/10,它提供了超过250万个工作岗位,这在英国比金融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就业岗位要多,从业人员人数增长速度是全部劳动力增速的4倍。但在今年4月,英国一家独立的创新基金会发布了《创意经济宣言》,指出英国原有的创意产业的定义、相关政策和经营模式已经有些过时了,跟不上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报告》建议英国政府重新定义创意产业,将定义简化为“专门使用创意才能实现商业目的的部门” 并且扩大分类。
    不只是英国,那些创意产业起步比较早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美国等都将更多的研究目光投入到数字化和社交媒体中,继续保持创意产业在本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值、对外贸易和高收入创意人才数量的领先地位。美国将创意产业称为版权产业,2010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4%,提供510万个就业机会,并且比其他劳动人口的平均收入高27%,尤其是出口总值达到1340亿美元,远远高于航空业、汽车制造业和农业。
    欧盟2011年启动了“创意欧洲”计划,从2014年起支持欧盟的文化与创意产业发展,其目的也正是为了帮助文化与创意部门在“数字时代”和全球化背景下获得更多的机会,并且协助欧盟的“欧洲2020”十年发展计划,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就业和社会凝聚力的增长。
    发达国家的情况说明,创意经济在升级且变得日益多元化,社会性因素正在凸显。传统的文化领域通过相互联结而灵活的网络生产服务系统得以扩展运行,涵盖了整个价值链,渗透到全部生活世界。在创意经济发展中谁是利益相关者,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创意经济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如何,更好地了解这些问题对于制定实用性政策至关重要。政策的关键目标要具体而不能宽泛,领导者不能自上而下拍脑袋决策,而是要考虑到涉及各利益相关者的所有权和合作伙伴关系,更具包容性和灵活性的方案会促进有效和创新措施的形成,使创意经济更具活力。
    发展中国家
    不必复制发达国家现成榜样
    《报告》明确指出:“市场驱动的方法仅能片面地反映创意和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不能解决除经济分析以外的诸多道德和政治问题”,因为“创意经济不是单一的一条高速公路,而是由众多不同的地方轨迹混合而成”。于是,“本《报告》并非用一元化逻辑去理解创意经济的现状,而是希望借此启发人们再次进行有创意的思考——创意经济的繁荣能够给不同环境下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影响?”
    这一主导性观点来源于对于发展中国家大量资料的实证分析,这些国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中国。报告的编制者已经发现,用单线式的逻辑无法解释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发展的成功经验。报告断定,“新一轮前沿性的知识将产生在对地区层面创意经济的互动、特殊性和政策的认知上,以及如何在整个发展中国家的社区、城市和地区内实际有效地推广创意经济。”
    有经济学家曾说,中国的东西问题就是世界的南北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西部省份面临国际社会中“南方国家”同样的问题,也可能有相同或者相近的解决之道。报告中提到的“绕过工业增长阶段,向后工业时代‘蛙跳式过渡’”,在我国西部若干省份已经是大规模展开的实践。特别是十八大以来,转变发展方式成为主线,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开始纠正“唯GDP”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在单一尺度下赶超发展的模式被逐渐抛弃,对独特地方发展路径的探索正在西部各个省区展开。如果说在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首的国际社会,已经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必复制发达国家现成榜样而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可以颠覆西方发达国家200年来一直通行无阻的现代化市场逻辑,我们也有理由对中国文化产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实践抱有充分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