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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消费“3万亿缺口”的背后 2012-12-12 15:02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时间: 2012-12-12  来源:中国文化报


    日前,某网站官方微博发布的一则有关我国人均年文化消费仅为753.36元的消息。该文说,“据‘国际经验’,当一国一地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将进入稳定增长阶段,以此推测,当前中国文化消费总量应当达到4万亿元。然而,事实上,到2011年,全国城乡文化消费总量也只有1.0126万亿元,人均文化消费为753.36元。”
    若照此推算,我国文化消费总量理论数据测算理想值与实际情况之间出现高达近3万亿元的缺口。如何看待这样巨大的缺口?这个缺口是怎样形成的?
    “余钱”积蓄不足,不敢消费
    “国情不同,国际文化发展规律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贾旭东说。他认为,文化消费实际与理想值产生巨大缺口的基础性原因有二:一是国家宏观经济“重出口投资、轻消费”的长期结构性弊端体现在了文化领域;二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尚不健全,许多百姓即使有钱也喜欢存着以备不时之需,而不会轻易用于文化消费。
    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占消费总额的比重,长期以来一直被当做测算文化消费的重要参考指标。然而,在云南省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亚南看来,这一指标在今天的参考价值已经大大降低。“吃饭构成日常必需消费主体的时代早已过去。通讯、交通、医疗等方面的消费在今天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王亚南提出了“余钱”概念,他把当今社会的必需开销统称为“非文化消费”,而日常消费减去“非文化消费”的部分统称为“余钱”。
    “‘余钱’可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包括投资、储蓄、现金在内的全国城乡积蓄,另一部分才是我们广义上的文化消费。”王亚南说。据云南省社科院测算,全国城乡积蓄若上升1%,文化消费就下降0.65%。长期以来,“余钱”里的积蓄部分一直在上升,文化消费的比重则在逐年下降。对此,王亚南表示,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赶不上经济发展及物价上涨速度。
    近日,央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表示,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一目标有望提前一至两年实现。有数据表明,2007年以来,“非文化消费”占消费总额的比重在不断下降,在2011年达到一个均衡的比例。王亚南认为,如果能长期保持这个均衡比例,同时又遏制住“余钱”里积蓄的上升,那么,到2020年时,文化消费总量就可以达到理想值——16.65万亿元。“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翻一番的战略规划,正好对城乡积蓄过快增长起到了遏制作用,从而必然会促进文化消费。”王亚南说。
    “免费”消费习惯难舍
    “长期以来,许多人已经形成了可以忍受低水平但免费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文化消费习惯。”人们往往是出于“不得不”和”大势所趋”才掏出真金白银进行必要的文化消费。“一个中下等收入的家庭,也许舍不得去看电影、旅游,但是舍得让孩子学钢琴。”中央财经大学文化创意研究院执行院长魏鹏举说。
    有学者认为,随着年轻一代在文化消费市场中比重的提高,文化消费“免费时代”即将过去。然而,游戏、唱片、图书只买盗版,甚至盗版都不舍得买,直接去网上下载;电影院新出影片不去看,先看“枪版”,再坐等其下线上网找资源……种种迹象表明,那些依赖青年消费的文化产业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会被消费者的“免费”心态所困扰。这样的心态,似乎与消费者的年龄并不相关。
    “虽然近年来文化单位体制机制改革工作取得初步进展,但文化市场建设仍然相对滞后,这对文化消费有着直接影响。”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齐勇锋认为,文化市场的不规范不完善,将蚕食掉很多本该被纳入文化消费领域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从而影响文化消费总量。“如果没有一个开放、规范、法制、全流通的文化市场做保障,群众的消费观念就会相对薄弱,文化消费‘免费时代’就很难过去。”齐勇锋说。
    “金币”的两面不相称
    上海社科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花建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繁荣犹如一块金币,一面是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另一面是社会文化消费能力。金币的两面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文化消费饱受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困扰。少数高中等收入人群“吃不完”,而大量中低收入人群又“买不起”。
    2012年,全国2103家承担改革任务的文化系统国有文艺院团如期基本完成转企改制。其中相当一部分文化单位仍承担着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任务。面对文化企事业单位的重新布局,对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文化消费的关系是否应有新的认识和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未转企的文化事业单位难道就应该完全脱离市场,“独善其身”吗?
    近年来,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面向基层的文化惠民工程。“这些工程的初衷和目前的实施效果虽好,但从整个文化服务市场的角度看,实际上还是政府单方面在搞计划式的文化消费,而不是群众自发的选择性文化消费。”贾旭东说。他认为,转制后的文化企业,应研究更具有市场针对性的文化服务方式,力求构建细分市场的特定的“公共文化需求形成机制”。而未转制的事业单位,也应该明确自身职责,积极合理参与市场竞争,实现从财政养人到养事的转变。
    王亚南的观点则更为鲜明。他表示,文化事业单位也应该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与企业的唯一区别就是一切消费由政府买单。同时,买单方式也要实现从财政直接拨款到文化消费补助的转变。“无论是政府补贴文化企业还是直接拨款给事业单位,钱都不应该只到单位手中,还可以以文化消费账户的形式把钱存到老百姓手里。人们来消费,单位一样可以拿到钱,同时人们还拥有了文化消费选择权。”王亚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