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知识帝国》的译者、中央民族大学民族与社会学院袁剑副教授及深圳大学医学部徐丁丁助理教授莅临我院“荔园文创读书会”，与我院及我校历史系师生分享并讨论《知识帝国》一书，本次读书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支持，由我院韩晗副教授主持。《知识帝国》一书是历史学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范发迪教授的成名作，2004年，该书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深入地审理了清代英国博物学家来华的全过程，并有针对性地就博物学与汉学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与探讨，该书曾两次翻译入华，给国内学界带来了较大影响。

韩晗老师一开始介绍了《知识帝国》一书的大致内容，并介绍了该书的背景。清代是早期全球化重要的历史时间段，当时很多西方人到中国来考古或是采集物种，当中包括我们熟悉的斯坦因、李希霍芬和安特生等人。但是英国人是当中最为积极的，早在乾隆年间英国就曾派遣马嘎尔尼使团到中国，两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战争都有英国的身影，博物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但是在近代中国，它既有中西文化交通的内涵，也被赋予了历史、政治的含义。《知识帝国》这本书就揭橥了不太为今天的我们所知的这段历史。

袁剑老师向大家介绍了《知识帝国》一书翻译的过程，他认为，“博物”这个概念，中国与西方都有，但是含义不一样，在“西学东渐”与“东物西传”的大背景下，“博物学”在清代进入中国，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渠道。今天我们重审“博物学”在中国的影响及其意义，很重要一个层面就是审理其当下意义。现在“博物馆”成为文化产业一个重要的组成，中国人出国旅行，更多开始关注当地的“风物”而非纯粹的“购物”，因此“博物”如何为文旅产业赋能，是文化产业研究界应当考量的一个重要问题。

徐丁丁老师表达了他对于《知识帝国》的理解，他结合罗桂环教授的《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与福琼教授的《两访中国茶乡》这两部学术名作，从博物学的角度谈到了古代中西方的交往问题，他认为，古代的文化交往很大程度上是物品的交往，特别是动物、植物在当中占了很大一个比例，他以广东的芳村“花地”为例，谈到了在华外侨如何在华南获得植物的过程，中国是世界上物种第三丰富的国家，这在全球化早期是非常吸引世界注意的。《知识帝国》所讲述的博物学，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谈的知识跨国传播。

袁剑老师进一步阐释了自己当时为何给这本书命名为《知识帝国》的经过，他认为，东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化碰撞，既是不同帝国之间交往的反映，更多是知识与知识之间的交流。“知识”与“帝国”都是非常有力量的两个词汇，它们背后所表达的深厚历史语境，可以反映这本书意图反映的学术理念。

徐丁丁老师从“格物致知”的观点提到了“博物学”对中国其他学科的影响，包括生物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在内。他非常赞同袁剑老师的观点，认为“博物学”在今天的中国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包括各种备受关注的博物馆在内，已经大不同于以往。这反映了经济发展之后民众在精神消费上的需求，这在晚清是不可想象的。

韩晗老师在总结中探讨了自己对于《知识帝国》的读后感，他结合自己在武汉大学标本馆的调研见闻，谈到“标本唐家”这个家族与西方来华博物学家的关系，最早唐家就是为英国博物学家拉都胥制作标本，现在“标本唐家”已经成为了中国标本制作界的重要传承家族。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博物学“西学东渐”的一面，也要认识到它“中国化”在地性发展的一面，在晚清，很多“西学”都经历了从舶来到自主的这个过程，当然也包括西方科技、市场经济、启蒙思想与文化产业在内。

三位老师还就近代物种的全球化流变、丝绸之路上物品的流通与传播、等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与研究生同学一道就深圳如何立足仙湖植物园与深圳博物馆进一步挖掘“博物+文创”的潜力、“中西/华夷”之辨的博物命名以及“博物”如何为当下都市文化空间赋能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尤其针对同学们对日常生活与博物学的问题及观点进行了互动与评议。

读书会结束后，袁剑老师将《知识帝国》一书签赠给前来参与读书活动的我校师生，并与大家合影留念。